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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勋等赴京参加会议。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勋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入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勋,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不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十六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拨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勋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熟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勋的心里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仍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确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考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亚虎娱乐777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 澳门金沙国际娱乐场,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 乐虎国际,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着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仲勋赶回广东,先在省级领导干部中传达,随即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学习和发扬了中央两个会议的好会风,民主空气活跃,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 888真人网址,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揭露了干部思想和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勋做总结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紧紧跟上,要冲破旧的条条框框,采取新的措施。他说:“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全国也提出,广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给广东做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写出报告。
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充分显示了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
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道。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间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入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做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